对于初识景泰蓝也就是珐琅的人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就很陌生了，而其实在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实际上是景泰蓝的制作工艺，而非景泰蓝本身，这就足以说明制作工艺的重要之处，在这里景泰蓝之家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下珐琅的制作工艺以及珐琅彩的制作工艺。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发音相近，都是对一种人为加工而成的玻化物质的称谓。它以天然长石、石英等矿物质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等化合物作助熔剂，加入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添加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金属氧化物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粉碎、细磨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古代景泰蓝的制作流程图文）。若将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则称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干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器物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所致。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瓷器生产工艺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产物，堪称中国古代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它是在清代康熙晚期按照康熙皇帝的授意，将从欧洲传人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

    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成本高，产量低，属于专供皇帝和皇后玩赏的艺术珍品。所用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彩绘和烧成则由宫廷画家同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清宫造办处和圆明园造办处内完成4几乎都是适合把玩的小件器物，不见大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受到宫廷的极严格控制，致使珐琅彩瓷器成为清代瓷器中最为名贵的品种。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改归养心殿)，主要制作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随来华的传教士被带入广州，后又进贡至内廷。这些舶来品以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康熙时期珐琅彩的工艺，是采用珐琅彩瓷器由景德镇烧制上好的瓷胎送入宫中，由宫中造办处珐琅作选胎、画师遵旨绘画纹饰、施彩后入宫内彩炉烘烧而成。这一举措将珐琅彩瓷的制胎与施彩烧制分为两地进行，改变了自元以来官窑瓷器的烧制一律由景德镇制作的惯例，清宫完全垄断了珐琅彩瓷器的纹饰绘画和施彩烧制，从而保证了内廷对于珐琅彩瓷器烧造的控制。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一般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圈足内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淡黄、深蓝、胭脂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钩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图3-1、图3-2)。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者，装饰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中，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者。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制作，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两名、徒弟两名，进入内廷。即：“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奏闻事。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俱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折奏明。今又查有能烧法蓝杨士章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鸟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画片、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坯，亦交李秉忠收带，预备到日便于试验。合先具折同李秉中奏折进呈。谨奏。康熙五十五年玖月二十八日奴才杨琳。”在折尾，康熙皇帝朱批：“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第451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清朝精美珐琅彩欣赏）。此事见于康熙五十八年“广东巡抚杨琳奏报续到洋舡折”。即：“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舡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法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今于六月十一日到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胡椒、黑铅、鱼翅等货。六月十五日又到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黑铅、哆啰呢等货。二舡内并无搭有西洋学问技艺之人，所有续到洋舡二只，理合具折奏报。谨奏。康熙伍拾捌年陆月贰拾肆日，奴才杨琳。”在折尾，康熙皇帝朱批曰：“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47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